编者按

2025 年 9 月 28 日，安徽亳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内，法槌落下的那一刻，车超、李勇等三位历经 25 年牢狱之灾的原审被告人，终于等到了 “无罪” 的判决。这条新闻迅速刷屏法律圈，也让我想起十年前自己参与辩护、最终帮助当事人戴某某洗清冤屈的经历。两起跨越时空的案件，背后都藏着司法办案中最该坚守的底线 —— 疑罪从无，因为对普通人而言，人生没有几个 25 年，一次错判，毁掉的就是整整一生。

一、25 年沉冤得雪：车超案的漫长昭雪路

时间拉回 2000 年 1 月，安徽涡阳县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件：16 岁女学生王某琳惨遭强奸杀害。同村青年车超、李勇、荆献柱、车雪峰四人，很快被列为嫌疑人，命运的齿轮从此偏离了正轨。

2001 年，亳州中院一审判决下达：车超、荆献柱被判死刑，李勇、车雪峰判无期徒刑，车雪峰的母亲谢广英因 “伪证罪” 获刑 2 年。这样的判决，几乎给四个家庭判了 “死刑”。好在安徽高院在 2002 年、2003 年两次以 “事实不清” 为由发回重审，让案件有了喘息的空间。2004 年，安徽高院终审改判，车超改为死缓、李勇维持无期，荆献柱、车雪峰终于无罪释放，但车超和李勇的冤屈，仍在继续。

这一拖，就是 20 年。直到 2024 年 7 月，新嫌疑人熊某落网，DNA 鉴定结果成为关键突破口 —— 比对确认熊某才是当年的真凶。铁证面前，当年的判决漏洞彻底暴露。

2025 年 9 月 28 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宣判，明确指出：原判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和证人证言，是通过非法方法获取的，依法应当排除；所谓的 “足迹鉴定意见”，因样本不具备同一认定条件，根本不能作为证据采信。再加上新物证与 DNA 鉴定的双重佐证，足以证明车超、李勇、谢广英均系无辜。

当 “无罪” 二字从法官口中说出时，车超和李勇已经从二十多岁的青年，变成了年过半百的中年人。25 年的牢狱生涯，他们错过了父母的衰老、孩子的成长，错过了人生中所有本该鲜活的瞬间。这些被偷走的时光，即便沉冤得雪，也永远无法弥补。

二、我的辩护经历：戴某某案中的 “证据漏洞” 与司法温度

相较于车超案的漫长，戴某某案的昭雪之路虽短，却同样充满波折，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 “疑罪从无” 原则的重要性。

2013 年 10 月 11 日，戴某某本以为自己能重获自由 —— 他因另一起案件有不在场证据，被增城区公安局撤销案件释放。可刚走出增城看守所大门，就被天河区公安分局以 “涉嫌 2005 年 6 月 2 日轮奸案” 刑事拘留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他再次陷入绝境。

2014 年 3 月，我受广州市法援处指派，担任戴某某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。第一次会见时，戴某某反复强调自己 “没有作案时间”，我阅卷后发现，案件确实存在诸多疑点：案卷显示，戴某某在 2005 年 5 月 23 日被人打伤右脚脚踝，导致粉碎性骨折，当天被送进广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，即便他自称 6 月 1 日出院，可 6 月 17 日民警仍在医院观察室为他做笔录，6 月 22 日被抓获时，他还拄着铁拐杖、绑着石膏 —— 而这起轮奸案的被害人、证人均未提及 “嫌疑人脚部受伤”，作案时间与他的受伤恢复期完全重叠。

我立刻向检察院申请调取证据，可 2014 年 10 月 30 日，天河区检察院还是提起了公诉。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，法院因戴某某无律师，询问我是否愿意继续辩护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再次梳理证据时，一个关键漏洞浮出水面：鉴定意见显示，“轮奸行为发生在 328 号房”，可提取到的精斑却来自 “346 号房”，地点与物证完全不匹配！

2015 年 1 月 7 日第二次开庭，我和同案被告人刘某某的辩护人李晖律师均作无罪辩护。庭审结束后，公诉人主动走到辩护席，坦诚地说：“你们的辩护有道理，我们回去会重新研究。” 这份坦荡，让我看到了司法人员对真相的敬畏。

2016 年 3 月 25 日，天河区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；4 月 6 日，戴某某收到了 “不予起诉决定书”，这场持续近 3 年的冤屈，终于画上句号。

戴某某是幸运的，他没有像车超那样等待 25 年，但即便如此，这 3 年的羁押时光，也让他的生活陷入混乱。我至今记得他拿到不予起诉决定书时的样子 ——双手颤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不停地流泪。那泪水里，有委屈，有庆幸，更有对 “迟来正义” 的复杂滋味。

三、两起案件背后：司法办案应坚守的底线

车超案与戴某某案，一个跨越 25 年，一个历经 3 年，虽时间跨度不同，却有着共同的警示意义：冤假错案的根源，往往在于对 “疑罪从无” 原则的忽视，在于对证据的不严谨、对程序的不敬畏。

车超案中，原审仅凭非法获取的供述和无效的足迹鉴定就定案，无视证据链的漏洞；而戴某某案中，若不是发现 “作案地点与精斑地点不符”“受伤时间与作案时间冲突” 的关键矛盾，或许又会多一起错案。好在两起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正义的，但我们更该思考：如何让正义不再迟到？如何避免更多人经历 “车超式” 的 25 年？

答案其实很明确：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案，将 “疑罪从无” 刻进每一个办案环节。所谓 “疑罪从无”，不是 “放纵犯罪”，而是对人权的尊重，是对 “宁可错放，不可错判” 的坚守。因为 “错放”，只是可能让个别嫌疑人暂时逃脱，但通过后续侦查仍有追回的可能；可“错判”，毁掉的是一个人的人生、一个家庭的未来，即便日后平反，那些被偷走的时光、被击碎的尊严，也永远无法复原。

车超失去的 25 年，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；戴某某被羁押的 3 年，也让他错过了生活的许多可能。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时间，更没有任何补偿能真正抚平冤屈带来的创伤。

结语

作为一名法律人，我亲历过辩护成功的欣慰，也见证过冤狱昭雪的沉重。我始终希望，每一位司法办案人员都能牢记：手中的法槌、笔下的文书，不仅关系到案件的走向，更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。多一份严谨，少一份疏漏；多一份对证据的敬畏，少一份主观的臆断，才能让 “疑罪从无” 不再是口号，让冤假错案越来越少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司法的阳光下，安心地生活。

毕竟，人生没有几个 25 年，我们耗不起，也不该耗。